本期“西财金融师说”继续对话著名金融学家刘锡良教授。采访中，刘锡良教授以学者的敏锐与师者的情怀，勾勒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魂、中国金融实践为基、全球治理视野为镜”的学科发展路径。在新文科与数字化浪潮交织的当下，刘锡良教授认为，学科交叉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让数学模型与历史哲学在碰撞中，照见中国金融转型的特殊逻辑。金融人才既需要技术盔甲的武装，亦需要人文内核的滋养。这种“立体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恰是西财金融学科百年传承的当代注脚——既要在国际金融规则博弈中亮出中国方案，更要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在数字时代的浪潮里生生不息。

站在百年学术传统的肩膀上，西南财大金融学科正以“中国问题导向、全球治理对话”的姿态，为构建中国金融自主知识体系夯基垒台。这不仅是一所大学的学科自觉，更是一代学人为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的思想力量。

问1：14m永利官网在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中有哪些历史传承与学术特色？

刘锡良：14m永利官网的历史传承，是一代又一代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院校阵地中播撒学术种子，最终在西南财大土壤中汇聚成流的过程，而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国实践为根基的学者思想脉络的延续。

早在1920年代，光华大学商学院银行系便引入西方银行制度与创办“光华合作实习银行”结合，奠定“知行合一”的学术基因。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华大学）扎根西南，在艰苦条件下坚持货币银行核心课程教学，为区域培养财经人才。同时陈豹隐等学者将课堂延伸至抗战经济现场，形成“理论紧扣中国现实”的传统。1952年，17所院校相关系科并入四川财经学院，彭迪先、何高著、梅远谋、程英琦、温嗣芳等学者汇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彭迪先从成华大学而来，携《新货币学讲话》《货币信用论大纲》构建马克思主义货币信用理论体系，后者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展现中国金融理论的国际对话力；何高著带着《我国过渡时期货币的本质与职能》等成果，深耕社会主义货币制度的本土化阐释；梅远谋延续抗战时期对中国货币危机的研究，在《财经科学》发表《农村金融工作与农业合作化》，将统购统销政策与银行现金管理结合分析；程英琦作为凯恩斯亲授学生，潜心凯恩斯利息理论研究，开创“马克思主义为基、西方理论为用”的兼容格局；温嗣芳从武汉大学加入，重启国际金融与贸易研究，为学科注入全球视野。这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方法论，在四川财经学院传道授业，在货币理论、信用体系、农村金融、国际金融等领域开疆拓土，奠定了“立足中国实践、融合多元理论”的学科基底。

1978年后，何高著、曾康霖、何泽荣等学者延续 “立足中国、对话世界”的学术路径，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现代金融理论相结合，出版了《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金融实践问题探索》《马克思货币金融学说原论》等系列著作，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核心要义，并结合中国金融实践进行深度阐释，不仅为理解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权威解读，更为中国金融改革在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中指明了方向。

从光华大学商学院、重大商学院到四川财经学院，变的是院校建制，不变的是学者们“以理论解中国之题”的学术自觉。西南财大金融学科的特色，正是源于这种传承——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灵魂，以中国金融实践为问题原点，以开放兼容为创新路径。从早期彭迪先系统阐释货币信用理论，到近年对国有资本金融化、县域金融改革的研究，学科始终在“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中提炼理论命题；而程英琦引入凯恩斯理论、温嗣芳拓展国际视野的学术实践，则为当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埋下历史伏笔。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问题+全球视野”的学术传统，正是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体系的重要历史资源。

问2：在金融人才培养中，如何将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国问题+全球视野”融入培养体系？

刘锡良：培养体系的构建要打破三堵墙：课堂与现实的墙、理论与实务的墙、本土与国际的墙。核心是要让学生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望远镜’观察全局、以中国问题为‘显微镜’解剖本质、以全球视野为‘坐标系’定位坐标”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是贴标签，而是要转化为分析金融现象的“钥匙”。比如引导学生用辩证思维理解中国金融转型的特殊性，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把握其内在规律。

中国问题导向的培养，关键是要让学生克服“拿来主义”的惰性。现在有些学生习惯用西方模型套中国数据，但中国金融的真问题往往藏在细枝末节里。这些问题在西方教材中找不到现成答案，必须引导学生“蹲下来”观察现实。不是带着预设的理论框架去印证，而是从田间地头的信贷台账、产业园区的资金流动中提炼真问题。要培养这种“从实践中找问题、用理论解构问题、拿方案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全球视野，绝不是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形成 “批判吸收 — 本土化改造 — 国际化表达”的能力链条。例如在参与国际金融议题讨论时，带着中国金融改革的现实问题去对话，让学生能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主动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博弈，在竞争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问3：刘老师，您多次提到本土问题的丰富内涵，以及培养金融人才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性。能否谈谈这些理念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刘锡良：这个问题问到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核心是要培养“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眼里有世界”的金融栋梁。这里的“本土问题”，从来不是狭义的“农村议题”或“地方事务”，而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金融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大到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跨境支付体系构建，小到数字经济时代金融数据主权的维护，都是需要扎根中国现实、对标国际前沿才能解答的“真问题”。

我们要打破“把中国问题简单化、碎片化”的认知误区。比如研究县域金融，不是只看农户贷款，更要思考如何通过县域金融改革构建“双循环”的微观支点，这种支点未来可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层基础设施；关注中小银行风险，不是孤立分析某个机构的治理问题，而是要放在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的全局中审视。这种研究视角的升华，正是为党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培养学生从政治高度、战略维度理解金融工作的人民性与国家性，因为未来他们有可能在全球重要的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中代表中国参与交流和发挥作用，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至于“培养能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人才”，更是 “为国育才”的必然要求。从SWIFT体系改革中的支付话语权争夺，到碳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博弈，背后都是国家软实力的较量。如果我们的学生只会套用西方理论模型，却不能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实务场景中用中国实践贡献新的分析框架，就难以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捍卫国家利益。例如在“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需要我们既能遵循国际项目融资规则，又能嵌入中国 “共商共建共享”的风险共担理念，这种能力不是学术论文能替代的，而是实务竞争中的硬实力。

说到底，“本土”与“国际”从来不是对立的 ——扎根中国大地是“为党育人”的信仰之基，参与国际金融实务竞争是“为国育才”的使命所系。我们要让学生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更要让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博弈中亮出中国方案。

问4：在新文科背景下，金融学科应当如何突破传统学科边界，与其他学科实现深度交叉融合？

刘锡良：金融学科的“破界”不是简单堆砌其他学科知识，而是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这恰恰是人才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底层支撑。现在很多人谈交叉就只盯着技术，其实这是片面的 ——清华大学把工科优势注入金融研究，用计算机技术做风险建模，这是值得借鉴的方向，但财经院校如果只跟着学技术，就会丢了自己的根，而这个“根” 正是中国金融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区别于西方的文化内核。

早年我们就提出学科交叉，其实更强调“双向渗透”——既要把数学、物理的分析方法引入金融，构建能与国际接轨的量化模型，也要用哲学、史学的思维重构研究范式，让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中国金融的根本目标。比如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不能仅靠技术指标，更要回到转型经济的历史逻辑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语境里找答案，这种历史洞察力在国际金融机构评估中国金融风险时至关重要。现在有的高校把金融工程改成金融科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意味着研究范式要从“微观定价”转向“技术驱动”，但有一点很重要：技术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工具，而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底层逻辑，依然需要人文社科的滋养，否则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在国际谈判中只会用技术模型，却讲不清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金融的本质是处理人和钱的关系，而钱的背后是社会关系、伦理价值。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西方金融机构常以“技术中立”为由推行规则霸权，中国人才要打破这种霸权，就必须坚守人文根脉——比如通过哲学课程培养批判性思维，在参与国际金融科技标准制定时，能识别“技术万能论”的陷阱，捍卫数据主权与金融安全。

问5：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金融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您认为未来金融人才需要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我们在培养“新财经”人才方面应该怎么做？

刘锡良：未来的金融人才得是“立体型”的——既要有技术盔甲，也要有人文内核。先说技术层面，现在金融科技迭代太快，区块链、大模型这些技术已经深度介入交易、风控、投研等环节，学生如果不懂 Python、不会用机器学习模型处理数据，连入行的门槛都够不着。但更关键的是“技术思维”——不是只会敲代码，而是能判断什么场景该用什么技术，比如智能投顾要警惕算法偏见，区块链存证要考虑隐私保护，这些都需要跨学科的判断力。

人文层面更不能忽视。金融本质上是处理人和钱的关系，而钱的背后是社会关系、伦理价值。前几年 P2P爆雷，表面看是技术风险，本质上是从业者缺乏金融伦理——把金融当成“割韭菜”的工具，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桥梁。所以我们培养学生，一定要让他们明白：金融科技越发达，越需要人文精神掌舵。比如通过金融史课程，让学生了解晋商票号的信用体系，理解“一诺千金”的传统智慧；通过哲学课程，培养批判性思维，避免盲目追随技术潮流。

至于培养方式，我觉得高校要做“减法”和“加法”。“减法”是砍掉那些陈旧重复的课程，比如传统金融学里脱离现实的理论模型；“加法”是增加 “金融科技实践”“中国金融案例分析”这类课程，带着学生去产业园区调研，去银行观察智能风控系统运行。教育不是填鸭，而是点燃火种，得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金融的复杂性和实用性。

（初审：倪灵运 骆岭 杨瑶 | 复审：谭敏 | 终审：兰敏 罗荣华）